台北市警方破獲吸血的地下錢莊，這個非法集團，先透過簡訊或LINE，散佈「支票貼現」的訊息，許多急需週轉的店家，因此上鉤，但被害人簽本票後，嫌犯就拿去軋票，被害人擔心信用破產，又跟同一集團的高利貸借錢，有人錢沒借成，就欠下一屁股債，而這其實都是地下錢莊設下的圈套，受害人高達11人，不法獲利將近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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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孫德至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從永豐金開始的鼎興牙材案與三寶貸款案，吹哨者的角色在公司治理中越顯重要。雖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逐漸成為公司法制觀念上的ABC，但台灣家族企業的色彩仍然濃厚。在上市公房屋抵押貸款利息司需股權分散的法令要求下，許多知名上市公司，經營者持股比例極低，但經營階層卻仍是同一家族成員。「家天下」，其實仍是許多上市公司的真實寫照。
這樣的環境下，使公司治理更形困難。長期穩定的家族控制，使許多員工與經理人，往往將效忠的對象投射予經營家族（儘管該家族持股比例甚低），而非資本市場的廣大股東或公司法人本身。公司雖然有「監察人」、「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等不同監督機制，但在經營階層掌控股東會選任過程的情況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等與經營階層的結盟與友好關係，幾乎也不言可喻。在樂陞案中，我們甚且看到公開說明自己很少參與公司運作的「好朋友獨立董事」。這種形同虛設的監督機制，在台灣資本市場中，也非罕見。
當然，公司治理千頭萬緒，相關法制都有全面檢討修正的空間。但其中過去幾乎未受矚目的吹哨者保護，也不應該在公司治理的改革中缺席。目前法務部草擬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僅著眼於公務系統的防腐機制；但對於民間企業的揭弊，則尚無完整的保障與規劃，未免美中不足。
姑不論公務系統的防腐機制。就民間企業的吹哨者保護而言，須做到的最低標準，至少應該有二：「人身安全的保障」與「經濟地位的保障」。
就人身安全的保障而言，目前法制僅在涉及特定刑事案件時，透過「證人保護法」，對願意作證的吹哨者採取短期人身安全保障與安置。但倘若吹哨者僅願提供證據資料但未必願意作證時，其人身安全如何保障，則無相關規定。現行證人保護法的人身安全保護，未免美中不足。
而就經濟地位的保障而言，應包含的面向至少有：第一，工作權利的保障或補償。第二，對吹哨者的經濟誘因。
關於工作權利的保障或補償，目前僅有勞動基準法第74條規範：勞工舉發事業違反勞基法或其他勞工法令時，雇主不得對勞工為職務上不利之處分。但對於未能適用勞基法之雇員，例如高階經理人或派遣員工，則無適用。更況，此項保障僅限於企業就「勞工法令」違反之情況，本身無法處理經營階層所涉及之背信、洗錢或內線交易等重大舞弊案件，或涉及重大公益之環境汙染或食品安全案件。換言之，如果經理人檢舉高層涉及掏空公司資產或嚴重汙染等更嚴重不法犯行，反而無前述之工作權利保障，顯不合理。
至於對吹哨者的經濟誘因，目前金管會或證交所均頒布相關獎金與獎勵辦法。但相較於重大案件之行為人不法獲利動輒上億，證交所頒布之「證券市場不法案件檢舉獎勵辦法」，酌定300萬元以內獎金如何恢復信用，就顯得令人詫異且莞爾。其實，工作權利保障與經濟誘因機制本當互補，應以工作權利保障為優先，正確宣示合法吹哨員工當有續留工作崗位之充分權利或至少應得到足額補償等核心價值（而非現實上黯然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再以獎勵機制彌補工作權保障機制的不足，方屬正確妥善之規劃。
法制成熟國家均對吹哨者工作權利保障甚為看重，而非僅以單薄的檢舉獎金虛應故事。以美國沙賓法案為例，吹哨者因舉發雇主特定不法行為，遭雇主施以解雇或其他不利處分，得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對吹哨者之補償則包括回復職位、給付積欠工資、利息等不同手段。如業主對通報者採取不利之報復行為，甚且面臨最重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責任。英國公益揭露法更規範臨時救濟措施，被解僱之雇員可在7日內向就業法庭請求臨時救濟，讓僱用持續或至正式聽審為止。
相較於此，我國法制對吹哨者保障明顯不足，不僅工作權利保障幾乎闕如，零星的獎勵機制甚且不足以讓吹哨者「跑路」或「安家」，自難期望債務協商信用企業內部人秉於良知為公益或投資人吹哨示警。如寄望吹哨者能在公司治理中發揮功能，相關法制改革恐怕還有相當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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